本網訊 3月3日，《大眾日報》第11版刊發我校支教學生朱浩然的文章——《小學來了個小老師》，全文如下：

“再見”,我小聲地嘟囔著,委屈與無助就這樣涌了上來。
　　作為濰坊學院支教大學生中的一員,我坐在不知終點站的6號大巴上,輕輕卷起褲腿,淡定地看了眼摔破的膝蓋,便放下了。畢竟,我從沒想到過做老師之前,會先掛彩。
　　不知6號大巴一路上停了多少次,也不清楚目送了多少同學下車,只是在車上還剩下十個人左右的時候,我終于被告知該下車了,也就是說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就要在這個不熟悉的地方生活了。
　　到達山區雹泉小學的第三天,學校給我們分配了崗位,我擔任的便是一年級一班語文老師兼班主任,鬼知道我當時有多想哭。第一次進教室聽課,孩子們都好奇地頻頻回頭看著我,雖然我已經按照老師給的經驗不茍言笑。聽了兩節課,我就開始上講臺講課了。我真正體味到了班主任的辛苦:早讀、課間操、午休值班、帶隊放學……同時,每天還要應對一些突發情況:學生打架、受傷流血、丟東西……兩個月來就這樣一成不變而又千變萬化地循環著。
　　和孩子們熟悉了以后,他們就開始“原形畢露”了,拉著我問東問西,和最初的乖巧也不沾邊了。當然,文文靜靜的一些小女孩還是一如既往地安靜,而變化最大的就是幾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子,以班長為甚。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不聽話的學生,所謂第一個,就是說在他的帶領下,隊伍又壯大起來。面對這群小屁孩,實在是狠心不起來,而且鄭淵潔也曾說好孩子是夸出來的,所以我對待他們的最初教育方式就是鼓勵與夸獎,顯然大有成效。然而,一個月以后,班里又鬧騰起來,依舊是以班長為首。鼓勵之法明顯對他們不起作用了。兵法上講究“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我也打算把這一方法運用到我的班級里,當然,首先就要拿班長下手。面對這孩子,我曾無數次束手無策。最初,我試著去跟他交朋友,和他打賭看能否端坐下來安心學習,一個禮拜后以失敗告終。接著,我開始嚴厲起來打算威懾住他,嚇一嚇他果然還是有用的,不敢上課期間在地上打滾兒了,然而,好景不長,半個月后,我又失敗了。最終,我選擇了懲罰,當然體罰是不可能的,不過就是遵循“物極必反”的原則,就像是把最喜歡的歌當鬧鈴,恐怕就再也不會喜歡那首歌了,所以我便讓他反反復復去做他喜歡的而又違反規定的事情,多遍以后,他也便覺得無趣,一些壞習慣也漸漸丟棄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氣哭了他很多次,沒錯,是我氣哭了他,這在教學活動中著實罕見。大家千萬不要以為他已經被我馴服,因為到現在我倆還在斗智斗勇,顯然,我們都很享受這個過程。把他收拾個差不多了,其他“小妖精”還有啥好鬧騰的呢,紀律也就這樣慢慢好起來了。人啊,不逼自己一把怎么會知道自己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呢?二十歲的年紀偶爾會因為學生的頑皮而生氣,同樣也會因為孩子的稚舉而開心。
　　漸漸地孩子們喜歡了我這個小老師,還有一些小姑娘變成了小迷妹,流水似的手工作品往辦公室送,其他老師也戲謔還是年輕好之類的話。雖然圖畫上會有一些錯別字,比如“老師媽媽辛苦子”,在感嘆自己長大的同時,也告訴自己語文基礎還是得幫著他們打好,真是大寫的尷尬啊。最讓我驚喜的還是我的小班長,從他開始向我示好并分享他所喜歡的東西的時候,說明他已經不拿我當敵人了,反而達到了我最初的目的,和孩子們亦師亦友共同進步。不管怎么說,孩子們的感情是純粹真誠的。
　　期中考試以后,我面臨著一個嚴峻的事實——家長會。這一次家長會由我主持,我自己呀!怎能不激動,更何況我們班語文還沒考好,好吧我承認我是怕家長的口水把我淹沒。
　　記得那一天早晨我踩著高跟鞋嗒嗒地走進教室,尷尬的是沒有一個家長理會我,因為他們以為是姐姐來給弟弟妹妹開家長會了。不錯,我穿上高跟鞋也不過一米六,圓圓的小臉更是不顯成熟,誰會想到會是這樣一個小姑娘來給三十多個阿姨、大叔們開家長會呢。家長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我也是憑著這三寸不爛之舌使他們接受了孩子氣十足的我這么個小小的班主任。
　　忽而就感冒了,感冒我也并未放下過一節課,并不是說我有多偉大或者存在作秀的成分,而是當我快要講不出話時,當我想著讓孩子們自習時,當看到他們的眼睛后,才發現我真的做不到,現在也終于理解了我的老師帶病上課的原因了。不是說老師特別喜歡上課,不上課不舒服,也不是說擔心趕不完進度,而是每一個孩子眼里都是有求知欲的。本來我以為嗓子沙啞、面色不好的我將辛辛苦苦塑造的老師形象全毀了,然而當我看到孩子們寫的、畫的讓我好好休息的卡紙以及他們上課態度改變的時候,我發現,我好像長高了十幾厘米。
　　以前常聽人說支教是一種體驗,而今天我想修正一下,既然來支教了,支教更是一種錘煉。泰戈爾說:“月兒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卻留著她的黑斑給她自己。”我想,這大概就是老師的寫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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